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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安全风险与应对之策

    作者:邹磊    日期:2016/12/29 17:06:00    来源:本站  浏览量:

    作为一项地理覆盖范围甚广的超大型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面临情况错综复杂,其进程必然不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随着建设行动的全面推进,各种固有和伴生、突发性和结构性风险也相应浮现,成为我们必须理性认识和审慎应对的重大课题。

     

    一、沿线国家内部风险


        除西欧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由于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许多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地域、派系之间往往对立严重,有时还会演变为循环式的政治危机,正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尤其是在战略地位关键的重要节点国家,内部政治对立与外部大国博弈常常相互交织、相互强化,使其内部局势紧张具有结构性、经常性和反复性的特征。
    例如,位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地理中心的泰国,其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阶层和地域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黄衫军”和以广大乡村地区农民为主体的“红衫军”频繁地以大规模街头抗议的激进方式寻求政治变革。截然对立的阶层利益和政治诉求,加上彼此互不妥协的零和博弈,使民主政治不得不由军队做出最终的仲裁。
        再看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自1947年独立以来,巴基斯坦的国家建设进程就始终面临部族、教派、地方、军队等各种力量的相互撕扯,2004年后又开始出现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和基地组织的“巴基斯坦化”。巴塔的崛起助长了国内的激进宗教势力,进一步强化了巴基斯坦政治的伊斯兰化倾向,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国内局势的掌控力。随着巴塔渐成气候,其势力和影响已逐步从最初的部落地区扩大到部落以外的内地和沿海城市,日益形成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该国国内局势的动荡为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组织的活动、蔓延提供了土壤和空间,而这又反过来对巴政局造成冲击,使巴国成为了反恐战争的前沿阵地。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本已脆弱的政治体系愈发分崩离析,而“失败国家”、“巴尔干化”也逐渐成为外界对巴基斯坦黯淡政治现状的描述。
    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上,缅甸中央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远未就后者的地位和安置问题达成一揽子解决协议,军事冲突时有发生,而近年来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国纷纷加大了对缅甸事务的政治介入和资源投入。少数民族控制区是缅甸水力、矿产等资源富集的地区,也是近年来中国在缅投资的重点区域。未来如何妥善应对缅甸国内局势,将对中国形成考验。
        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西亚地区是当前全球政治、安全风险最高的区域。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体局势稳定,但未来数年内两个大国都将面临权力交接的问题,能否实现顺利过渡值得关注。作为中吉乌铁路重要当事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独立并开启政治转型以来就陷入频繁的政权更迭中,除了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和2010年4月和6月的政治骚乱外,二十年期间已十四次更换政府总理、八次进行宪法重大修改。从本质上看,造成吉国内结构性政治困境的根源即在于其南北政治分裂难以弥合,而南北矛盾的载体不是笼统的地方而是具体的部族,部族之间围绕着国家政权的争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在阿富汗,随着绝大多数美国和北约军队的撤出,该国的国家重建进入了新阶段。在此过程中,喀布尔政权、北方联盟、塔利班、地方军阀、基地组织围绕政治权力分配和主导权归属展开激烈的竞争,各派势力内部和相互关系将更趋复杂,而美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外部国家在该国的战略竞争态势也在逐渐强化,阿富汗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过渡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可以说,六大国际经济走廊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沿线国家内部的政治、安全和社会风险。即便是历来最为安全、稳定的西欧国家,如今也已陷入风声鹤唳之中,2015年11月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深刻揭示了欧洲所面临的困境,也给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做出了警示。随着西亚北非难民的大量涌入,未来西欧国家的安全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而来自内部的极端分子也使其防范难度骤增。
        在现阶段,重大战略性和示范性工程项目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载体和形式。然而,正如中泰铁路、缅甸莱比塘铜矿和密松水电站、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中吉乌铁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等项目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遭遇所表明的,中方的重大战略项目经常受到这些国家国内局势的波及和绑架,成为不同政治力量间相互斗争的筹码和牺牲品,使我国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和经济成本。当政治危机演变为骚乱暴动、政权更迭乃至战争时,中国企业的投资将更加缺乏保障,利比亚战争即是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沿线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一旦涉及到中国在当地的资源能源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很容易被贴上“资源掠夺”、“新殖民主义”、“环境破坏”的负面标签,而某些中国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失当行为也给了外界以口实。当中方项目在当地的利益分配存在争议,或是项目选址、路线走向无法照顾到各方利益时,某些力量或当地民众常常以上述理由对中国企业进行控诉,在外国媒体和NGO的推波助澜之下,最终导致政府出面搁置乃至取消项目。在有些国家,资源民族主义使得该国财税法律变更频繁,增大了中国能源企业的风险成本,而类似的资源国有化政策预计还将持续并对中国能源企业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过去,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中国企业在当地的项目投资或建设经常采取“资源换项目”、“贷款或石油”、“金矿换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金融合作”的合作模式。其核心在于,由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提供融资,发展中国家将其资源能源作为抵押,用于支付中国基建企业的工程、装备与劳务。这种合作模式拓宽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渠道,但与此同时,它所承受的负面指责也不绝于耳,更经常在国际上造成中方的外交被动。事实上,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中国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也面临着如何在沿线国家真正落地和接受的问题。
    在沿线某些国家,不仅中国企业的工程项目经常面临着非市场性的风险,我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也不时遭受侵犯。近年来,我国境外企业已近3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但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5年间共发生涉及中国企业机构的各类境外安全事件345起。2015年11月,西非国家马里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中国铁建三名赴该国洽谈交通合作项目的高管被枪杀,对我国境外安全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工程、产能和劳务大量“走出去”,尤其是走进沿线发展中国家,如何确保公民在境外的人身安全将是重要课题。

     

    二、跨地区性安全风险


        从历史来看,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沿途地区长年战乱动荡、缺乏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密不可分。新世纪以来,尽管沿线地区国家间大规模军事冲突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但以“三股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代表的跨境政治动员与行动网络强有力地冲击着中亚、西亚、北非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稳定造成持续性挑战。由于陆上贸易往往涉及到频繁的人员、货物往来和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而爆炸、暗杀、绑架等“三股势力”常用的极端手段尽管犯罪成本较低,却往往能够非常有效地恶化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安全环境,尤其是动摇过往人员和外来投资者的信心。
        在中国,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开放最前沿的南疆地区近年来已成为了“东突”恐怖活动的集中分布地,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辐射到东疆、北疆和全国其他地区。一系列严重暴力恐怖袭击的接连发生标志着,中国境内已进入恐怖主义多发、频发的新阶段。同时,长期盘踞在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的“东伊运”恐怖组织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在中国境内传播暴力恐怖思想,煽动、策划和实施恐怖活动,已构成中国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安全威胁。
    在西亚北非,“阿拉伯之春”的冲击波远未结束,美军撤出后伊拉克的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困难重重。旷日持久的叙利亚战争见证了“伊斯兰国”崛起,它正加速向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欧洲等各地渗透。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利用冲突和战争扩大政治影响力,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态度暧昧。美欧和俄罗斯之间的角力则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以叙利亚战争、也门内战为契机,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和沙特为首的逊尼派之间根深蒂固的教派冲突持续升级,并各自通过武装支持“代理人”的方式进行对抗。2016年1月,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奈米尔事件在伊朗引发强烈反应,迅速演变为沙伊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受此影响,巴林、苏丹、阿联酋等国相继宣布与伊朗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级别,使地区局势更趋复杂。
        在中亚,受到“伊斯兰国”快速扩张和阿富汗局势溢出效应的影响,宗教极端思潮和势力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势头,包括哈萨克斯坦、塔阿边境、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恐怖暴力活动日益增多。阿富汗塔利班除了继续保持在阿富汗东部和南部的强势存在,还联手“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三股势力”进入北部昆都士等省份。一度偃旗息鼓、盘踞在阿富汗境内的“乌伊运”经过重组后,进一步融合了塔利班、车臣、中东等地的极端分子和“东突”恐怖分子,南下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与阿富汗塔利班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态势,而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成为其重点活动地区。
        相较于沿线国家内部政治动荡所引发的安全挑战,“三股势力”的活动具有鲜明的跨国性或国际化色彩,而这不仅加大了各国打击“三股势力”的难度,也凸显了各国合作开展跨境治理的必要性。
    首先,从指导思想上,各种政治背景和利益诉求的“三股势力”几乎都不承认本地区当前的多民族国家体系和边界,要求以特定的信仰版图或民族身份来重构既有的政治版图。“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将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联合起来,推翻现有的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思想和组织日益全球化“伊斯兰国”正是对该理念的直接实践。相应的,“泛突厥主义”则宣扬全世界突厥人是同一个民族,鼓吹亚洲西部和中部地区所有突厥语民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以土耳其为核心的“大突厥帝国”。作为跨国性的意识形态,“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所建构的信仰版图或民族版图亦存在着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作为“三股势力”重灾区的中亚、南亚和新疆地区,常常受到处于中心地带的沙特、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影响。事实上,后者不仅为前者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引和武器,亦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前者背后的资金来源,中东的石油美元与中亚、南亚、新疆的“三股势力”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
        其次,在活动范围上,“三股势力”的存在并非只限于一国国内,往往分布在本地区的多国交界地带,具有相当灵活的活动空间。例如,从20世纪 90 年代起,乌、塔、吉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成为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活动基地,而阿富汗局势的持续动荡又进一步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圣战联盟、伊扎布特等极端组织的跨境活动提供了土壤。对中国而言,由于新疆的陆上边境线漫长且与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盘踞于两国的“东突”组织与国内的“东突”恐怖势力之间联系紧密。
        第三,在运作方式上,各种具体诉求各异的“三股势力”常常能够在特定的政治和宗教观念下结成一系列或松散或紧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援的动员与合作网络,从而在客观上进一步造成了“三股势力”构成的复杂化和国际化。对中国而言,“东突”恐怖主义已形成了境内外联动的行为模式和恐怖主义“流水线”。 即境外的极端势力在互联网上用维吾尔语发布暴恐行动的指导录像,传授爆炸物制作方法或售卖违禁物品,并在中国境内招募中国籍恐怖分子赴国外受训,向其提供资金和武器,再伺机派其潜回中国实施暴恐行动。伴随着叙利亚战争加剧和“伊斯兰国”肆虐,全球的极端分子得到了更多的实战训练机会。目前,已有许多新疆籍维族极端分子从云南、广西偷渡进入越南、缅甸,再在境外“蛇头”安排下经陆路、水路辗转泰国、柬埔寨等地,由马来西亚、印尼的机场出境飞抵土耳其,再前往叙利亚、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一旦这些前往叙利亚参加所谓“圣战”的恐怖分子后回国组织实施新的暴恐活动,其破坏力和杀伤力将不可估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交界的“金新月”地带已取代“金三角”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毒品产地,并形成了以阿富汗为中心的跨国毒品走私网络,向我国新疆地区的渗透日益加剧。有证据表明,中亚地区的跨国贩毒集团与“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相互勾结的趋势日益明显,“毒”“恐”联动的恶性循环已然形成。
    简言之,在国家间大规模军事冲突可能性大大降低的同时,“三股势力”的威胁正在上升。在此过程中,全球政治伊斯兰的复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持续的局势动荡、沙特和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资金支持和理念输出、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和“祸水东引”乃至叙利亚、伊拉克的实战训练,都使得“三股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等沿线国家面临着长期的威胁。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商品、资金、人员快速流动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的活动也有可能获得更大的便利性,而这正是中国应当尽量避免出现的前景。

     

    三、大国竞争风险


        大国竞争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大国博弈往往在重点地区和节点国家爆发,若中国无法与主要大国管控分歧和摩擦、达成战略谅解与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反之,若能与大国加强合作,有利于消除相关中小国家“选边站”的疑虑,也能防止某些国家利用打过矛盾左右逢源和漫天要价。具体而言,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可能面临的大国竞争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与全球大国(美国),二是与地区大国(俄罗斯、印度、日本)。
        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正在加速塑造双边关系的国际化。当前,中美在“一带一路”上的竞争集中体现在亚太地区和金融领域。
    亚太被认为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发生冲突的风险也最大的地区。随着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举措相继推出,使中美在该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凸显。政治上,美国除了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加大对缅甸的资源投入之外,还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军事上,美国不仅在日本本土、冲绳、韩国、关岛、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进行了军事调整和部署,还与亚洲盟国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以提高两栖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更试图通过“空海一体”战略应对所谓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经济上,美国推动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试图以重构亚太经贸规则的方式获取亚太经济合作主导权,削弱中国在地区经济整合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TPP与美国的政治、军事部署相互配合,使中国在东海、南海方向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
        美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者。近年来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金融合作,推动着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变革。第一,中国正在稳步推进与各国之间的双边本币互换、结算与直接交易,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人民币在东盟地区影响力的快速上升,正在悄然改变美元、日元在该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2013年以来,中国又先后实现了与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与英镑、欧元的直接交易,并分别在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等欧洲金融重镇实现人民币跨境网络覆盖。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期顺利上线,人民币成功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第二,依托雄厚的外汇储备,中国正为全球(尤其是亚洲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渠道。无论是已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还是拟成立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或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设立的各种专项基金,都将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外的新选择。第三,中国通过参与多边性货币互换和应急储备安排,为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国际收支压力时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有利于共同抵御金融风险。可以说,近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重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而这些未必为美国所乐见。
        俄罗斯是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面对的关键大国,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和中蒙俄经济走廊至关重要,而中亚则是两国可能发生战略竞争的主要地区。长期以来,由于俄罗斯视中亚地区为自己的“后院”,其他大国试图强化在该地区加强影响力的举动都被俄国所高度警惕。当前,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核心,俄罗斯对于开展与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形成了一整套清晰、明确、循序渐进的理念和举措。与其他一体化组织一样,欧亚经济联盟在促进内部成员国之间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也给外部的非成员国带来各种制度性壁垒,产业、投资、贸易的保护主义倾向将提高中国商品、资金、劳动力的准入门槛。因此,尽管中俄已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达成共识,但两国围绕欧亚经济整合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在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中俄两国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也相当微妙。首先是货币流通。尽管中俄双方在打破美元霸权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但随着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货币合作的深入,人民币和卢布的主导权之争也日益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其次是融资支持。关于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磋商多年未获实质进展,主要障碍即来自各国(尤其是中俄)对所持投票权的比重存在分歧。早在2006年,俄罗斯即已联合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共同成立专门用于成员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开发性银行——欧亚发展银行。未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势必将面临如何与欧亚发展银行和平共处、相互合作的问题。
        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既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重要相关方。长期以来,受到领土争端、中巴关系、地区领导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除巴基斯坦之外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印度不仅对南亚地区的领导权志在必得,也对中亚(尤其是阿富汗)、东南亚(如缅甸)、中东、非洲等临近地区抱有浓厚的兴趣,日益加大的资源投入和经营力度正反映了印度的雄心。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在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港口建设,引起了印度对所谓“珍珠链战略”的高度警惕,以及对中方在印度洋影响力上升的担忧。继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印方亦有“季风计划”和“棉花之路”作为对冲举措。
        鉴于当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日本很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者。自安倍政权上台以来,日本除了在钓鱼岛和东海持续向中国挑衅之外,还通过拉拢越南、菲律宾介入南海事务,试图在东盟内部构筑反华同盟,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造成干扰。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中国高铁和日本新干线已在泰国、缅甸、越南、印度等亚洲多国的铁路建设规划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面对中国倡议筹备旨在提供融资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日本以其与亚洲开发银行功能重合为由拒绝加入,而后者正是由日本所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种种迹象表明,中日两国非但未能在东海缓和局势,反而在南海、东南亚、中亚、南亚等地进一步加强了竞争态势。
    简言之,尽管中方反复强调“一带一路”不包含排他性的地缘政治诉求,但有关大国仍对中方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抱有疑虑。未来能否顺利达成战略谅解乃至具体合作,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一带一路”的进展。

     

    四、理性认识与应对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需要理性认识和应对风险。
        一方面,应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抱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建立起多层次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尤其是在中方聚焦重点方向、重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项目推进建设的背景下,更要密切注意和防范可能遭遇的定点攻击。
        另一方面,不应过分夸大“一带一路”的风险,将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挑战都笼统地与“一带一路”挂钩,或是从暂时的挫折转向对“一带一路”的否定乃至全盘否定,陷入到怀疑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中。
        为了妥善管控和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现实和潜在的风险,可以尝试从以下诸方面优先加以具体落实。
        第一,全面加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形势的实时追踪。对于安全风险高、政局动荡频仍的地区,中国应实时追踪其内部的政局变化,做好政治风险评估和预警工作。在自身政治、军事实力难以实施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应当缓入、慎入这些地区,并在必要时做好撤出准备。除了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进行“走出去”的指导外,还可支持相关商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强对“一带一路”各类安全风险的动态评估。具体变量可以包括: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派系、军政、央地关系等一系列影响沿线国家内部政局稳定的因素;特定国家/政府对中国或中国投资者的政策与态度;可能涉及的跨国性安全因素;外部大国因素等。
        第二,发展与沿线重要节点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友好关系,确保任何一方势力掌权都不至于严重影响“一带一路”的正常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尽可能发掘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利益契合点,优先从电力、通信等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减少该国政府和民众的疑虑。正如缅甸莱比塘铜矿抗议事件、吉尔吉斯斯坦拒绝中吉乌铁路所揭示的,在涉及重大战略性合作项目时,中国应当加强对当地民众的工作力度,将项目建设成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避免部分党派或外国势力通过操纵民粹的方式破坏中国的重大战略项目。沿线节点国家普遍存在的弱国家—强宗教/部族/地方的政教格局、央地关系意味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不仅要立足于双边关系的国家间和政府间层面,还要重视与对象国内部各族群、宗教、地方、阶层的互动。尤其是应当充分认识到部落长老、宗教领袖等在这些国家政治尤其是基层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依托我国丰富的宗教和文化资源,扩大民间交流渠道和公共外交力度,加强草根民众对中方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第三,强化国际合作力度,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和“毒”“恐联动。鉴于当前阿富汗局势的动荡、“三股势力”活动的国际化和“毒”“恐”联动的常态化,可借鉴中老缅泰大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经验,倡议由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共同建立联合反恐缉毒执法机制。支持巴基斯坦国家反恐能力建设,加强与沙特、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政策协调,切断“三股势力”的境外训练基地、资金、理念、人员支持网络。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情报、边检合作,防止宗教极端分子从广西、云南经东南亚前往中东参展,或是经东南亚国家潜回国内实施暴恐。国内地方政府在吸引中东投资时,应坚决防范和制止瓦哈比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极端思想借机渗透。
        第四,加强与主要大国的战略协调,在特定地区和领域拓展务实合作空间。在俄罗斯与欧美因乌克兰问题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应以此为契机强化与俄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合作,加速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筹建工作。同时,可考虑接受俄罗斯邀请,注资加入目前由俄主导的欧亚发展银行。由于银行股东利用本币进行结算,欧亚发展银行客观上可以成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平台;中国的注资将使欧亚发展银行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中俄得以扩大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成员国将获得更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支持。在涉及中亚、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中东欧等地区的重大投资项目时,中国可以考虑借鉴中缅天然气管道建设中的“四国六方”合作模式,吸纳俄罗斯、印度、美国、欧盟、韩国等国企业共同参与,既能分担我方风险,也能通过利益共享减少对方疑虑。尽管目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凸显,但随着美国陆续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双方在维持地区稳定、保护本国投资和公民权益等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中美在中东、中亚地区合作空间正在增长。目前可重点围绕阿富汗稳定与重建开展合作,寻求“一带一路”与美国版“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兼容。两国从2012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中东事务磋商,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未来应该进一步用好和强化该机制。

    简言之,“一带一路”沿线情况错综复杂、实施难度巨大。从风险性质来看,突发性风险和结构性、长期性风险相伴相生;从风险类别来看,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相互交织;从风险层次来看,沿线国家内部风险、跨地区性威胁和大国博弈相互强化。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也不应过分夸大,而是以更加理性、审慎的态度妥善加以应对。

     

        本文节选自邹磊:《“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版)

     


    责任编辑:于泓